刘哲昕：“我喜欢有信仰的生活”

2013年汶川发生“7·10”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这是刘哲昕参与救灾时与当地孩子合影留念。

　　一下午，刘哲昕的手机响个不停。“刘叔叔，我考上大学了。”接起电话，听筒那头传来的都是新疆、云南等地的孩子们报喜的声音。他们是让刘哲昕最牵挂的人。43岁的刘哲昕是浦东干部学院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部主任。暑假里，他飞往新疆喀什、伊犁等地，开启“旋风”式巡讲。最让他兴奋的是，能与千里之外的孩子们团聚了。

　　“有信仰的生活，有生活的信仰”，刘哲昕微信上这样自我介绍。这不是门面话，十年间，他倾尽全力帮助困难地区少数民族的孩子成长成才，不仅常年免费送教到中西部，累计捐款捐物超过80万元。了解刘哲昕的人都知道，他几乎不做课题，这些钱都是他从工资和稿酬里“省”下来的。

　　他叫得出每个受资助孩子的名字

　　高考前，云南的彝族孩子春梅哭着给刘哲昕打电话，她的亲弟弟得了霍奇金淋巴瘤，生命危在旦夕。春梅心乱如麻，无心复习。刘哲昕二话不说，给春梅汇去一笔款项，发动亲朋好友帮助孩子筹集治疗费。

　　刘哲昕资助的孩子全部来自新疆、云南等地的贫困地区，他叫得出每个孩子的名字。虽然相隔千里，但刘哲昕坚持，每年要去看望他们。“给钱，只写一两封信，对孩子来说太抽象了。”对他来说，捐助更应该是眼神对眼神、心灵对心灵的交流与沟通。但他不愿用慈善来形容他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我只是普通人，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家人，对他们，我只有爱。”

　　“从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当年那个‘农家少年’的身影。”刘哲昕出生成长在福建一个小山村。他对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常年饿着肚子”。刘哲昕发誓：“他们就是儿时的我，对贫困儿童能帮一个算一个，直到能力尽头。”就这一句话，他将家人打动，从无怨言。

　　独行快，众行远。2014年3月，浦东干部学院机关党委决定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刘哲昕爱心团队。越来越多的同事，还有不相识的公务员、教师、医生、企业家，都加入进来。浦东干部学院机关党委的张来说：“总有人将捐助视作‘割肉’，刘教授却把它比喻成‘减膘’。我们付出了一些对自己无关紧要的金钱，却播下了爱的种子，受到了爱的教育。”

　　去年4月，刘哲昕爱心团队在新疆麦盖提县的托万昂格特勒克村成立了第一家爱心双语夜校，帮助维族孩子提高汉语水平。刘哲昕是每所夜校的名誉校长，老师多来自当地的师资队伍和志愿者。下转7版（上接第1版）目前在南疆，这样的夜校有30多所，学生总数达1000人。

　　今年，刘哲昕被评选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主办方曾邀请他在颁奖典礼上进行一次简短授课，这对于增加知名度是一次好机会。由于要去新疆看望孩子，刘哲昕婉言拒绝了邀请。

　　扛完四袋粮食，老乡叫他“刘哥”

　　不住高档宾馆、不要讲课费、不收当地土特产，刘哲昕每次到中西部巡讲，都和当地人民“约法三章”。相反，他总把身边现金留给生活困难的老人和孩子们。“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刘哲昕将这句话作为准则。

　　“2008年没有能够去汶川参与救灾，是我的一个遗憾。”汶川，对于刘哲昕而言，是一个“逻辑起点”：“但在那些日子，我感受到了中国人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仿佛抖落了灰尘，经历了一场精神涅槃。”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爱心团队队长助理肖晋说，在汶川，刘哲昕团队资助了很多孩子，乡亲们都认识他。走在大街小巷，频频有老乡主动同他打招呼，“就像回家一样”。

　　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刘哲昕化身成救灾“民兵”。2013年4月，刘哲昕受邀到汶川讲课。回到上海第二天，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四川芦山发生强烈地震。来不及悲伤和焦虑，他直接登上了重返四川的飞机。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儒雅的教授，在当时曾冒着生命危险徒步7小时进入震中参与救援。3个月后，汶川发生“7·10”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刚出访回国的刘哲昕再一次飞到四川，徒步5个多小时进入孤岛草坡乡。

　　前一天还在听刘哲昕讲“依法治县”的汶川县民兵政委，对他说：“刘教授来了！您从理论上给我们指导吧！”而刘哲昕却跟随救援队，将1000多斤粮食，从一个山头运往另一个山头。一次扛四袋80斤，扛一个来回，要走三四公里的山路。来回翻山的路上，一位老大爷与他们相遇四次。第一次，老大爷说，“谢谢你们”；第二次，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啊”；第三次，“还是共产党好”；到了第四次相遇，老大爷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走山路扛完四袋粮食，再没人叫他“刘教授”，大家都叫他“刘哥”。

　　国家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

　　肖晋用“正气”、“朝气”、“魅力”三个词，来描述自己眼中的刘哲昕。“他不仅做宣讲，还著书立说，从事研究，并且身体力行，成立爱心团队，这样的知行合一，才是最难得的，更具感染力。”在《文明与法治》、《精英与平民》等个人专著中，刘哲昕提出“家国情怀”、“命运共同体”等思想。刘哲昕坦言，他想为国家效力，“这么说是不是太高大上了？”但刘哲昕的行为，一直践行着他“高大上”的理想。

　　为了理想，刘哲昕在人生路上不断“出走”。每一次“出走”，都是一次蜕变。

　　从本科到读博，刘哲昕学的是法律，主攻经济法、证券法。博士毕业后，他谢绝了某金融企业60万年薪的邀约，没有踏入多金的证券行业，而是选择成为浦东干部学院的一名专职教师，那时他的月工资仅有2401元。作出这个选择，他希望深入钻研和探索中国民主法治的未来之路等问题。因此，他不断走出已熟悉的专业领域，从公司法，探寻到法理学；又跨出法学领域，走到更广大的人文社科领域。

　　对教师来说，写文章、做课题、评职称，是一条晋升之路。因为他从不申报课题，不参加评奖，自然与晋升无缘。当他用10年时间完成两本专著时，评委好心提醒他，“评职称只要一本专著就好”。用5年时间著一本书，显然有些吃亏。那年，他在新加坡讲课。晚上，沿着马六甲海峡行走，当海风吹来，那一刻，他释怀了：“李光耀是不是教授不重要，这毫不影响他为这个国家所作的贡献。”“不评了，不管了。”他下定决心，承受现实重压：“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去研究什么。”人生有舍必有得，正当他放下职称评选时，一年后，他竟满足了所有的晋升条件。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一种有信仰的生活。”这句话，他曾微笑着送给四川草坡乡人。刘哲昕常说，“当每个有信仰的人都为此努力奉献时，这个社会就变得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