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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小路的修建、绿化、保洁，都要市级政府去承担，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并不稀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日益加强，建设管理的权力几乎集中在市级管理部门，区县很少拥有实际的事权、人权、财权。 当时的上海，面临住房、交通和环境三大突出矛盾。市民生活里遇到的“吃喝拉撒”问题，区县看得见、管不着，而市里“远水救不了近火”，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样的工作效率制约了城市发展。于是，上海率先在全国推动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1984年，上海批转《关于调整城市建设若干问题的市、区分工的意见》，1985年又批转《关于市政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市建委和相关管理局下放了住宅规划、房产、市政、环卫、园林管理等部分事权。1988年后，又下放了规划、土地、环保和城市综合开发等部分事权，而且明确了市和区县两级政府在建设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形成城市分级管理构架的雏形。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后，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市建委再次下放权限，形成建设领域 “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架构。比如，在规划管理方面，区县负责地区和路段的详细规划编制等。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方面，区县负责3000万元以下项目和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土地管理方面，区县审批办理辖区内一定量土地划拨、征用、使用和县域范围集体土地征用、国有土地划拨。 随着城市管理任务越来越重，一部分管理职能又从市、区县政府分出来。1996年，上海进一步下放规划、市政设施管理事权，筹建街道综合执法队伍，促进建立了中心城区“市、区”两级政府，“市、区、街道”三级管理；郊区“市、区、乡(镇)”“三级政府三级管理”模式。 市级管理部门下放事权后，区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参与到市政建设、旧区改造当中，其中还创下多个“首次”。棚户区“斜三基地”就是在市政府的决策支持下，由原卢湾区推动落实了资金和动迁，成为全市旧区改造中的第一块土地批租项目。上海还顺利推进建设了一批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市政工程，包括第一条地铁线路——轨道交通1号线。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对上海的城市管理转变产生了积极而深远影响。借助举办世博会的契机，上海从“以建设为主”转向“建管并举、重在管理”，探索建立了城市网格化管理体系和市、区、街道三级城管综合执法。世博会结束后，上海又坚持“管理为重”，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重心下移，进一步提升特大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今年，上海按照城市管理精细化的要求，以智能化管理为手段和突破口，依托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升级建设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解放日报记者 戚颖璞） |
